如果将《老爷车》的故事，及它的票房表现放在奥巴马就职演说的背景中去看，不难发现，从意识形态的深处，一种国家主义正在复兴，是对以“人道主义”为核心诉求的美国精神的一种演绎和诠释。伊斯特伍德的那些角色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他们不仅是对完美男人的塑造更是对理想国家的书写，是给国家主义吟唱的赞美诗。
   
   
    岁末年初，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并主演的影片老爷车在北美掀起了一轮票房狂飙，上映3天，票房收入即达2900万美元。适逢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走马上任，如果将《老爷车》的故事，及它的票房表现放在奥巴马就职演说的背景中去看，不难发现，从意识形态的深处，一种国家主义正在复兴。美国曾经是国家主义色彩最弱，最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也是一个庞大政治集团的首脑，他的政治同盟和伙伴们一向以美国马首是瞻，几乎是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人们以为已经寿终正寝的国家主义在危急时刻又重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伊斯特伍德真正的成功秘诀和他难以抵挡的魅力实际上都来自与他对美国精神的刻画和张扬。从《老爷车》中的老鳏夫沃尔特·科瓦尔斯基、《太空牛仔》中的弗兰克·柯文，到《廊桥遗梦》中的摄影记者罗拔和《苍白骑士》中的教头，这些个性张扬，文物双修、极富正义感且充满牺牲精神和无畏的角色，无疑都是对以“人道主义”为核心诉求的美国精神的一种演绎和诠释，这些角色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他们不仅是对完美男人的塑造更是对理想国家的书写，是给国家主义吟唱的赞美诗。
   
    肮脏的哈里
    伊斯特伍德1930年5月31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曾做过伐木工、加油站工人和其它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来到了好莱坞寻求发展。来到好莱坞后，伊斯特伍德先是在环球电影公司拍摄的几部影片中跑龙套--在影片《狼蛛》(Tarantula)的片尾，他驾驶飞机用凝固汽油烧死了那只巨大的蜘蛛。随后他凭借在电视剧《皮鞭》(Rawhide)中的表演而开始小有名气。然而真正成就了他的事业，使其从小有名气一跃而蜚声国际影坛的是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执导的三部意大利西部片：1964年的《为了几块钱》(A Fistful of Dollars)、1965年的《为了更多的几块钱》(For a Few Dollars More)，和1966年的《善、恶、丑》(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
    回到美国后，伊斯特伍德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马尔帕索(Malpaso)制片公司，1967年他制作的西部复仇题材影片《高高吊起》(Hang 'Em High)非常卖座。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他塑造了一连串的角色拓宽相对狭窄的戏路，其中最出名的当属1971年他拍摄的《警探哈里》(Dirty Harry)。影片讲述的是：旧金山警察局接到报告，一个年轻姑娘被无辜射杀，凶手留下一封索要10万美元现款的恐吓信。警探哈里受命侦破此案。由于他性格孤僻、行动怪异，加上平时不检点，顶撞上司，有“肮脏哈里”的绰号。哈里设下陷阱诱捕凶手，不料事败，凶手又绑架了一少女为人质，索要20万元。市长决定答应凶手的要求，并派哈里把钱送去。怒不可遏的哈里将凶手打伤逮捕，但人质也被杀死。奇怪的是，凶手被认为是精神失常而被释放，他又劫一车儿童对市长进行威胁。哈里不顾上司的反对，单枪匹马追踪凶手，最后将其击毙。
    这部影片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70年代，战争的的阴霾始终笼罩着这个因战争而崛起的国家，他们处在对于美国之外的国家的敌意和冷战思维下，这让每个美国人的神经绷紧，而接连不断的政府丑闻使得美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显得有些紧张，“性格孤僻、行动怪异、自以为是、不负责任”正是当时美国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当这个肮脏的形象具体化为哈里，他在危难之时勇敢地像罪恶宣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瑕不掩瑜，他的所有缺点都因为其正义感和责任心而变成了英雄身上可以原谅甚至有些讨人喜欢的小毛病。他向人们证明了国家机器的力量，让人们充分相信在这样的力量的保护之下，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人们可以对这个能够给予他们安全感的国家投以信任。由此来看，《警探哈里》无疑是一份国家给与民众的承诺，一份美国将洗刷政府耻辱的宣言。在这次美国民众集体情绪的宣泄中，伊斯特伍德也将其硬汉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大家一个值得信赖、可以依靠的肩膀。
    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说道：“为了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我们的这些男女大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不懈牺牲，直到他们的双手粗糙地磨出老茧；他们看到的美国是一个理想高于个人雄心壮志的国家，他们把美国的理想看得高于个人的生死，高于财富和派别。”这不仅是伊斯特伍德在电影故事的灵感源泉，也是每个美国人最深层的价值观念，伊斯特伍德的终身成就正是在于抓住了这些关键。
   
    太空牛仔
    20世纪80年代初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和质量都处于均势，进入军备竞赛的死胡同时，美国提出了“高边疆”战略。“星球大战计划”应运而生。这项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建立空间武器系统，提供对付战略核武器攻击的空间防御手段，以消除苏联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与此同时，加紧开拓太空工业化领域，以获取宇宙空间的丰富资源。由于该计划主要以太空为基地，故亦称“星球大战计划”。
    《太空牛仔》正是以星球大战计划为背景而拍摄的。美国太空总署在新千年伊始就遇到个大难题，他们发现一颗于五十年代末由前苏联（为什么就不能是美国的？）发射上天的巨大卫星“艾孔”正逐步脱离轨道，如果不能及时将其修复，它将一头向美国本土栽下来，而且这个难题正逐步发展成一场灾难，因为当局这才发现当年设计和将其送入太空的人几乎没有一位还能上天去完成这个任务！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力挽狂澜于即倒的“大英雄”出现了—全世界唯一还活着的而且熟悉并能修复这颗“老爷”卫星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当年美国第一代宇航员计划的后备队成员弗兰克·柯文（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饰）。柯文1958年作为美国空军的顶尖试飞高手，本来可以成为第一批飞向太空的宇航员，然而因NASA计划的调整，他所在的计划在临上天前被取消，他们的小队也随之被人们遗忘了，但在柯文的心中一直深埋着飞翔于太空的梦想。
    42年后，这一机会不期而至了！作为条件，柯文获准重新组织了他原来的小队，阔别42年的老战友们——柯文、霍金斯（汤米·李·琼斯饰）、奥尼尔（唐纳德·萨瑟兰饰）、沙利文（詹姆斯·嘉纳饰）重又聚首，他们终于要实现他们等待了一辈子的梦想——真正的太空之旅，虽然这一天来得真的有些迟，但终究是来了！然而这一次他们并非是在享受一次美好的太空假期，他们要面对的是无限浩瀚的宇宙、神秘未知的挑战和拯救世界的重任。《太空牛仔》是众多太空题材电影中的佼佼者，他不仅仅以炫目的特技，宏大的场面和紧张的情节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觉盛宴，而且再次以与看不见的假想敌进行智慧与力量的较量来证明了美国人的无所不能和进行战争计划的无上正义。
    “星球大战计划”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战略防御计划。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几项国防战略计划，除了具有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外，还具有促进经济的职能。通过这一计划实施，来带动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以保持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领先地位。从局部上说，“星球大战计划”是一项国防高技术和国防经济发展战略；而从整体上看，它又是一项综合而全面的国家总体战略。甚至还为美国的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契机—电脑游戏、小说、服装、儿童玩具，无不从中受益。本片的一大卖点是几位美国老牌明星的大聚会，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汤米·李·琼斯、唐纳德·萨瑟兰、詹姆斯·葛纳都曾经是美国独当一面的性格演员。虽然年岁不饶人，但是总年龄加在一起超过250岁的“重量级”组合，还是非常吸引人的。伊斯特伍德是其中灵魂人物，也是影片的导演兼制片人兼作曲。
    《太空牛仔》拍摄于2000年，彼时冷战结束已经10年，但911还没发生，反恐怖袭击尚未成为美国安全的主要课题。在与前苏联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的美国人禁不住有点沾沾自喜、志得意满，以为自己已经坐稳了世界领导人的交椅。但他们仍然时刻防备着苏联的死灰复燃，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种担心的必要性，只是敌人从赫鲁晓夫变成了本·拉登和卡扎菲。用星球大战计划来对付本拉登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2001年之后几乎已经看不到类似题材的影片了。
   
    老爷车
    2008年末，一部《老爷车》再次用票房和观众的眼泪证明了伊斯特伍德的魅力。适逢奥巴马总统大选成功，内有外困的美国因伊斯特伍德和奥巴马而振奋和感动着，他们一个用电影，一个用政治为美国唤醒了最初的美国精神与国家主义，与奥巴马不同的是伊斯特伍德再次伤害了那些对美国心生向往但却被美国妖魔化的非白人国家的人们，当然也伤害了那些已经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些亚裔和非裔，其中包括奥巴马。如果忽略其种族歧视儿来看《老爷车》，那么可以说这是对“美国精神”最深刻的诠释，也是伊斯特伍德对自己一生坚持的正义，甚至是侠义精神的一个总结和了断。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饰演的老鳏夫沃尔特·科瓦尔斯基是个性情古怪、顽固暴躁的孤僻老头，他永远都不能和别人好好相处——不论是他的儿女还是亚裔邻居。他唯一的伙伴就是一辆和他一样古旧的1972年的福特老爷车（这是他参加朝鲜战争获得的奖赏）。 对于这些邻居来说，这个身形高大的老头子显然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邻居家的小孩向他表示的友好都被他顶了回去，在一些流氓无赖的胁迫下，男孩深夜来到他家里试图偷走老爷车。虽然这车现在毛病百出，老态龙钟，但这可是沃尔特的心头之宝，任何人都动不得，因此沃尔特决定好好的找这孩子的家人谈一谈，让他们管教好自己的孩子。也正因为这起小事，沃尔特开始渐渐的改变了他在邻居眼里心里固有的印象。这个在亚洲战场上打过仗的老兵，对亚裔人种总有点那么看不顺眼，但与作为邻居的一家亚洲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也渐渐地改变了自己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看法。
    沃尔特教训了那些同样来自亚洲的小混混，试图保护可怜的男孩，还从流氓的手中解救了男孩的姐姐，他这么做到不是因为他对这两个小邻居有太多好感，而是出于一个美国公民的自觉，一个美国军人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本能。 这使得沃尔特得罪了居住当地的亚裔黑帮。这群坏蛋决定好好的教训下这个老头子，让他尝尝苦头。 而沃尔特为了保护自己，还有他的老爷车，毅然拿起了双管猎枪。以前，他是为了政府而战；现在，这个倔强的老头子是在为捍卫自己的家园和尊严而战。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伊斯特伍德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为自己一生追求的正义作出了最深刻的注解，当黑帮分子的子弹穿透沃尔特的胸膛，他高大但已经衰老的身躯轰然倒下的时候，他实现了自己以生命捍卫正义的誓言，对于一个英雄来说，信念比生命更重要。影评人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制作他的退休纪念，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身份。”伊斯特伍德在从沙漠、孤岛到城市、再到太空的布景中，过便了每一种英雄的瘾，在他年华老去，不再强壮和精悍的时候，他才终于找到了对英雄的最绝对定义，相比用武力去消灭罪恶，去征服敌人，一个力量上的弱者能够一往无前，敢于舍生取义来得更加彻底和震撼，精神上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信念比武器更加有力量。
    在沃尔特出发前，他将自己的勋章交给了男孩，也将自己关于荣誉，关于正义的的信念交给了他，还有那辆老而弥坚的老爷车。在这枚勋章的鼓舞下，在这两老爷车的承载下，正义将驶向光明的未来。
    《老爷车》这样一部既没有浪漫爱情、也没有激烈打斗、更没有出众特技的影片反纯粹商业影片之道而行，以绝对动人的故事赢得了美国人的认可。如果放在几年前这很难想象，伊斯特伍德把住了国家现状的脉搏，触动了美国人，那根慌张失措的神经。正如奥巴马所说　“我们现在非常了解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我们的国家正在作战状态，对抗一个暴力和仇恨的广大网路。我们的经济大大受到削弱，这不仅是一些人贪婪和不负责任的后果，也是我们在做出艰难抉择，为国家进入新时代进行准备方面的共同失误所使然。房屋失去了；工作机会流失了；商业陷入凋敝的困境。我们的医疗费用过于昂贵；我们有太多的学校令人失望；每天都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我们使用能源的方式只能令我们的对手变强，同时威胁到我们的星球。”面对这样的危机，国家主义的再度复兴是唯一的选择，美国人必须向他们开国的前辈们一样聚集在一起，选择希望而不是恐惧，选择众志成城而不是纷争不和，以辛勤工作、诚实、勇气、公平、宽容和好奇的价值观来应对。在老爷车所代表的对美国国家精神的怀旧中，美国人再次群情激奋。
    无论如何美国的国家的正义仍然是白人的正义，尽管已经由黑人担任了总统，但是他是否也长了一颗白人的心目前还无法证实。但他们站在一起来面对这个充满挑战和威胁的世界的时候，他们都相信并重申“只有通过明智的使用力量，力量才会增强，只有通过我们正义的信念、自身的榜样，以及具有人道主义和自我克制的温和素质，才会有国家的安全。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道歉，也不会放弃保卫这种生活方式。那些通过恐怖主义和屠杀无辜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的人，我们现在要对你们说，我们的信念比以前更加强壮，是坚不可摧的，你们不会比我们更长久，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奥巴马《再造美国》）”

媒体的诞生绝对是源于某个阶层对话语权的特殊需求，这种需求一直是某个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对舆论采取地监控与引导。当舆论成为了决定社会事物的终极力量之后，话语权便成为了被争夺的对象。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不无尖刻的指出，任何媒介都受制于某种权势，都是某种权势的工具。当一个阶级无法控制其话语权为已“伸张正义”之时，他们必定会另辟蹊径；尤其是在这个媒体如影随形的时代。中国媒体的发展与改制，让对这种话语权觊觎已久的中国财富阶层有了获取的可能，于是，他们隐性而又激烈的对这种话语权进行了争夺和利用。
   
    随着中国财富阶层形成，他们不无例外的需要一种特殊的话语权来服务本阶层。他们需要通过媒体的声音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有时因为需要强化自己和所属企业的形象而将自己聚为焦点；有时为了获取更多的话语权或脱离某种束缚而成为媒体的生成者；有时也会因为某些无法掌控的因素而被迫成为幕后的操纵者。在中国媒体的不同发展和改制时期，他们则变换成不同的适者以谋求生存。
    霍尔把媒介看做是表意的工具。他认为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在某种程度上说霍尔揭示了媒介的倾向性。
    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象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
    那么是谁在决定着这种表意的来源呢？J · 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指出，四种权力形式对新闻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和控制。它们是：第一，官方形式：其内容由法规、条令等规定；第二，商业形式，反映广告商的利益；第三，利益形式：反映金融企业、政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的利益；第四，非正式形式：反映亲朋至友的利益。对新闻的话语分析也同样表明，“记者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当权的新闻来源的话语在说记者。”
    用霍尔与赫伯特的观念来分析现阶段中国的媒体状况，那么可以看到是中国的财富阶层已经渗入了媒体并成为了这个泛媒体时代话语权的主导者与控制者。
   
    媒体商业化时代的独立开拓
    媒介消费主义的实践者默多克在一次演讲上说：对于任何一个在21世纪先进国家而言，一个强劲繁荣的传媒产业不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而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在经济上，发展一个活跃的传媒产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全世界的媒体行业一共创造了一万亿美元的财富，并且仍然以每年7%的速度稳步增长。没有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应该被这样一个回报丰厚并且快速增长的财富源泉排除在外。
    中国传媒的商业化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尤为显著。但在很大程度上，1980年代的改革已经为后来的商业化埋下了重要伏笔。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是传媒机构从行政单位变成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2004年4月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
    由于民营资本的准入，中国的财富阶层迅速并直接成为了一些媒体的控股者与所有者，由于他们在财富上的增长，使他们更需要媒体的话语权来帮助他们确定社会地位和所拥有财富的合法性。他们一方面在媒体面前曝光自己的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来为自己造势，一方面直接入主媒体成为话语权的拥有者。在财富的驱动下，更多的时尚、消费、娱乐等内容先后成为报刊的卖点和竞争的主题；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在整个报纸中所占份量却不断下降。人们阅读报纸不再仅仅是为了获知新信息、新知识，或接受政治教育，而逐渐成为了消遣、实用的工具。自1996年中国第一个传媒集团报业、报业广告收入占全国广告营业额的五分之一（电视广告营业额占比重更高）之后，新闻传媒的商业化已经证据确凿。
    在媒体的市场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竞争、收益与广告。部分媒体为了创收，规定一个记者一年要完成几万元的创收任务，搞部门类承包或栏目承包，要求每个部门一年上缴多少万元，这种做法，让媒体的队伍沾满了铜锈气息。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严重地腐蚀了记者的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受高价收买写吹捧某些企业家的文章，吃点、拿点、炒点的三点记者，忙于跑场子的请柬记者，广告新闻和以关系稿为特征的影子编辑。新闻界内部一度流传着“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来回倒（卖），三流记者拉广告，四流记者拿红包?末流记者才写稿”的说法。面对如此境况媒体呈现给读者和大众的会是什么呢，符合了谁的利益，成为了谁的话筒呢？
    在脱离了经典的政治权力的束缚之后，资本便成为了左右媒体的另外一种力量。话语权有了另外一种倾向。与此同时，媒体也成为了本巴格迪肯所描述的被切分开的房子，他为思考当代媒体系统内部的矛盾提供了有用的隐喻：房子的一边是保持本斐逊的新闻思想的古老价值观的记者和编辑，认为新闻事业是民主独立投身正义运动并支持受压迫者权力的一只看门狗，把媒体业看做是一间“大教堂”，房子的另一边是“银行”，在这些商务办公部里，底线政策统帅一切，其人民屈从与广告商的压力。这个房子的两面从来没有像教堂的辩护者乐于想象的那样密封，其理论上的分离在历史上还是像一个有用的虚拟说法，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教堂内部保存了一些自由，它常常让银行家们防御新闻检查和指控；房子两边的抗争，使得自由社会中的商业出版既有利可图，又有相对的自由。
   
    网络时代的隐性生存
    网络时代的到来，让每个个体都成为了媒体中心。其舆论影响上的权力得以倍数增长。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8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2月，中国网民人数已增至2.1亿人，略低于美国的2.15亿居世界第二位；在网民的网络应用中即时通信、新闻评论、BBS跟帖和撰写博客是网民日常传播和发表舆论信息的主要途径，其中网络新闻观看率仅次于网络音乐和即时通信处在第三位；在2.1亿网民中网络新闻的受众群体已有1.5亿；有65.7%的网民表示在网上发过帖子或上传过内容；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的网民比例为23.5%，规模达到4935万。
    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蒙面性、全民性，使得信息来源完全是几乎无法控制的，信息的过滤难度极大，肆意的批评与攻击更为容易。而web2.0平台的出现，使“个人式媒体”开始盛行，全民皆博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一个完全可以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规则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传播的权力、舆论的批评权力开始从机构向个人过渡。更多有关企业的负面报道、负面批评、负面消息将可能第一时间出现于网络之上，BBS、博客、个人论坛、专业网站、投诉网站甚至是个人式MSN签名档之上。
    美国著名IT记者和专栏作家—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在自己的新书《博客—e时代的盗火者》中这样评价网络媒体他写到：“因为传统媒体在机制上就是充当守门人的角色。但是，今天你所在的印刷媒体成了一个堡垒，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多样性保持着敌意和排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人们再也不需要为这些传统的‘过滤器’所束缚和限制了。”“互联网为各种不同观点提供了发言的机会，任何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获知西雅图和魁北克对WTO的抗议，可以了解抗议者真正的观点，并且可以将其与报纸、电视和广播中的报道进行比较，看哪些观点被忽略和误导。”
    对于网络时代“个人式媒体”蔓延，财富阶层更容易遭致舆论的攻击以及话语权的流失。在这种情况下，公关公司，企业、CEO博客成为这种隐性话语权的延伸，日益庞大的公关公司不仅成为了财富阶层谋划如果获得更多的利益的“外脑”，在他们与媒体交恶时还会充当说和人来消解大众的猜测与误解。更多企业、CEO建立了自己的博客来直接弘扬自己的主张和规避那些不利的声音。拉扎斯菲尔德的“舆论领袖”再次成为了话语利器。（媒介领袖又称作意见领袖，是指在传播活动中表现活跃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的事态比较关心比较了解，因此能向他们身边那些广大的公众提供这方面信息，并对客观事实并加以解释的人。）尽管来到人们面前的是演员、节目主持人以及专家、学者，但是，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他们自己的意志。许多时候，他们已经成为某个阶层的话语代理。公众面前，演员如同某一方面的楷模，主持人保持了高瞻远瞩的姿态夸夸其谈；专家总会给你一些貌似合理的建议；学者总会给你一些理性的分析。然而，他们的话语之中已经融汇了某些阶层所要渗透的观点。反过来也可以说，舆论领袖可以借助话语权力赢得一份回报。投资者利用话语权力回收利润，政府利用话语权力宣谕主导意识形态。
    诚如福柯所告诫的那样，人们不该忽视“公众舆论产生的真实条件，公众舆论的媒介，陷在权力机制中并以报刊、出版及以后的电影和电视形式出现的物质性”；福柯认为，媒体必然在经济和政治利益支配之下工作，人们必须时刻考虑媒体的物质和经济构成。如此看来媒体化的生存方式更适合财富阶层。
   
    与“媒”共舞
    拿破仑对报纸的形容是：“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希特勒曾智慧的利用广播煽动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肯尼迪也是强化了电视的宣传才赢得了美国选民的信任。如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媒介犹如枪弹，对接触到它的人会产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将此种观念称作是“枪弹理论”。现在的媒体往往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而不断的满足着人们的窥探欲。它们不断汲取着备受关注的信息。当然，为此提供信息的人也在斟酌着这样信息所能给自己带来的价值。
   
    赤诚相见
    “如雷贯耳”这个成语大多辅以某个名字的后面，来证明属于这个名字的人的声望与地位。在潘石屹这个名字与这个成语相距甚远的时候。他便开始有了这样一句名言：再小的报纸，也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比一个人挨个宣传省力多了。的确，那个时候他对所有的采访总是欣然接受。不过让老潘决定对媒体“赤诚相见”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1997年在香港时看到的八卦媒体热炒莱温斯基和克林顿的暧昧事件。潘石屹回忆说：“我觉得克林顿给全美国发封信说清楚不就完了么？还请了20多个律师，教他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结果全给他帮了倒忙。最后给克林顿定的4条罪状，没有一条和事件本身有关，都是跟他躲躲闪闪的处理方式有关。”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想法，直接影响了他在1999现代城危机公关时他的态度，当时，他的重要合作伙伴邓智仁突然反目，将正处于售楼关键期的SOHO现代城多位销售中层挖走，SOHO现代城面临严重危机。情急之下，潘石屹组织全公司部门经理以上的员工与“起义销售队伍”谈话，并迅速构建起新的销售队伍。同时，潘石屹连夜写了一封信，题目叫做《现代城的四名销售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写完之后凌晨3点潘石屹打电话把推广部经理叫了过来：“你能不能明天把这封信在报纸上发出来？”推广部经理说：“这东西要作文章发估计够呛。”潘石屹说：“你用最快的办法发出来。”推广部经理说，那只能以广告的方式发。潘石屹说：“行，要不惜代价。”
    第二天，《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等几家京城有影响力的媒体都以半个版广告的形式刊登了这封信。
    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邓智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做了两个半小时的报道，北京特快报道了四次，其它的报纸杂志也不断报道这样一件事情。现代城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北京最知名的楼盘。
    一年多之后，该项目再次遭遇氨气风波，面对不断的投诉，潘石屹通过当时受众最广的北京本地报纸《北京晚报》，向客户致歉。文章见报后，幸运之神再次垂临潘石屹，他和他的现代城再次收获了预谋中的大面积曝光。当年，SOHO中国旗下项目热销18.9亿元，登顶北京本土销冠。
   
    反客为主
    正如潘石屹说所的，他这辈子遇到的两个敌人最终都成为了他的贵人，在这样的塞翁失马的故事中，任志强犹如一场飓风的到来给潘石屹的却似一场春雨。2000年2月，潘石屹邀请华远总经理任志强参观了SOHO现代城的样板间。任志强从专业角度询问了许多细节问题，并当面提出了一大堆建议和意见，然后离开了现代城。
    两天之后，任志强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叫作《朋友之间的交流—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任志强从概念到技术—以专业的角度给了现代城一些批语：“从概念来讲，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设计上也就是三分的草稿想法；从技术方面，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有问题。”任志强在信中吧自己比喻一个勤勤恳恳的“菜农”，只知道辛苦耕作，而缺少和媒体的交流；而潘石屹就像个精明的“二道贩子”，总能通过媒体的再包装把东西折腾出去。
    很快潘石屹就给任志强写了一封回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就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主体却稍做偏离，大谈创新问题。几天后，潘石屹经过认真权衡，抓紧时间印发了一期客户通讯，将这两封信率先捅向公众。
    3月初，《北京青年报》和《财经时报》同时以大版面刊登了这两封信，潘任之争被正式推向社会。现代城的业主也很关注这次争论，有的业主甚至还直接给任志强写信，加入到争论中来。从此他跟任志强的关于地产的讨论便成了大众瞩目的焦点，这样的辩论不仅在当时盛行的网络博客上，还被窦文涛弄到了锵锵三人行上。当然，SOHO为那个地产火热的年代再次投上了一捧薪柴。
    那些批判SOHO现代城的重点文章言论被潘石屹，集结成书，取名《SOHO现代城批判》。先是作为楼书免费发放，后来被书商看中，成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出版物。在他的影响下，SOHO中国旗下项目的楼书经常会成为时尚的读本，《杂碎》、《符号》、《我爱三里屯》等在书店里甚至能卖出很高的价钱。而在此之前，楼盘的楼书不过是印刷精美的免费宣传品。
    在2005年网络博客盛行之前，他已经在自家的网站上创造了“小报聊天”这个新潮名词，这个在线回答提问的方式经常制造出轰动性的话题。
    此时，潘石屹已经深入体悟到“媒体”的价值与杀伤力。因此在这个媒体化的时代里，潘石屹自己也办起来《SOHO小报》，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写文章，不光谈房产，甚至不谈房产，谈什么都行。“别人出一块钱的稿费，我出三块钱，但一定要在《SOHO小报》首发。”
    这份小报不仅寄给客户，任何人想要订阅，只要在网上注册，每个月就可以免费收到一本。由于在内容方面的精致与独到，原本一份平常的企业内刊，如今每月印数已经达到2万册。虽然葫芦里的药与葫芦无关，但还有谁不知这是谁的葫芦呢？
   
    如愿以偿
    当百度总裁李彦宏在潘的客厅里向他讲述了百度的盈利模式后，潘便在百度、Google等引擎服务商那里购买了很多关键词，这其中就有“潘石屹”这个词汇。当这些词汇被输入时，SOHO中国产品的页面链接将作为被搜索结果在前列出现，然后，根据各网站不同的竞价排名，SOHO中国根据产品页面的点击次数付费，费用在0.3元~4.0元之间。这笔生意的成本是27万元，可是他却收获了几十倍乃至更多的销售收入。
    他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活动的现场。2006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CBD拍摄一部专题片时，这个CBD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与主要受益者成为主要的形象代言人。潘石屹的巨副照片出现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他戴着安全帽和民工一起出现在工地上，他和CBD的孩子们一起微笑—他“如愿以偿”地被选来做“我和CBD一起成长生活”的典型。
    当然，他也有足够的精力扮演更多的角色:他是一个能够进入达沃斯经济论坛亲眼观察记录的记者;他是韩国家电巨头LG某款彩电的代言人;他是经常进入销量排行榜的畅销作家;2005年他甚至主演了一部叫做《阿斯匹林》的电影，并不遗余力地参与了影片上映前的各种宣传推广活动?
    潘石屹每次经过机场书店的时候，都要看一眼书架上有没有那本《潘石屹的博客》。潘石屹的博客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点击量，日点击量在10万左右，“快赶上一张日报的发行量了吧？”他的语气里不无自豪。
    “在博客上和网友交流很有意思。”潘石屹说，你的文章一出来，就会有很多人来抢着第一个回帖，会有很多人马上对文章提出意见，有批评的，有赞同的。“这是一种完全开放式的交流。”
    潘石屹喜欢用纸和笔写博客，再交给打字员录入电脑。“把这些手稿留下来，以后没事自己翻翻挺有意思，说不定还可以出书呢。”
    的确有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把潘石屹的博客印刷出版，28.8万字，26块钱一本。但他没要版税。
    一个下属给他算了笔账：如果按照10%的版税计算，一本书就是2.6元，现在销售了近5万册，“这十几万的版税都白送给出版社啦”。
    “十几万做了这么大宣传，挺合算的。”潘石屹说。据潘石屹提供的数据，SOHO中国用于宣传推广的费用不到每个项目的千分之七。而一般大型楼盘用于此方面的费用为百分之三左右，南方的一些楼盘甚至达到百分之五。
   
    电视的非常道理
   
    我们还能离开电视吗？我们还能脱离与电视如胶似漆的生活吗？很多的答案会是否定的，我们已经习惯性使用遥控器。去按出我们喜欢的节目。作为线性传播的电视，节目在单位时间里依次播出。观众顺时间收视，对自己喜爱和关注的栏目的收视必须受制于电视传播。但是随着电视频道的增加，节目的丰富，竞争的加剧，观众拥有了随时随地对频道节目的自由选择权。如今的观众对节目的播出内容、播出时间以及具体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形式都有了更多的自己的要求。对自己不知或知之较少的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预知的渴望。希望通过电视拓宽视野超越自我。这也为电视媒体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他们必须用节目的类型以及内容对观众的有限时间进行占有和支配，这是媒体对话语权的争夺。他们更遵从传媒理论家哈特利所说的“观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
   
    积极主动的探究
    大凡对财经比较关注的人都会对李南这个名字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当然这种亲切并非来自她姣好的面容与风雅的谈吐。而是来自于在她主持的节目—《听我非常道》，在她的这档节目中你会看到她总能用一些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将枯燥的财经现象与财经知识通过与嘉宾对话的方式有条不紊的传达给观众。更多的观众在她的节目中学到了投资理财的窍门和经验，但是获益匪浅的不仅仅是那些对节目翘首以待的观众。
    那么究竟是些什么类型的人在关注李南主持的这档节目呢？“我们的观众基本上都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经济走向，对自己的生活和财富有思考，同时他们不满足于知其然，还希望知其所以然。相对来说还是一些中高端的观众。很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去开会，《中国企业家》的社长宁高宁说他会经常看我的节目。也有很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发短信告诉我看过节目之后的想法，他们的反映是这档节目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的很好，并且恰当的分析了当今的财经现象。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普通的白领。其实我们节目的受众人挺广的，他们都有求知欲，知识层次相对较高，有一定的投资能力。有的人是因为不了解一些财经问题来看这档节目的。也有的人有所了解但还想知道嘉宾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李南说。
    现代媒体讲究尊重受众、平视受众，调动受众参与传播活动的积极性。传播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内容的信息去影响改变受众。所以更要有一个吸引大众并能引起共鸣的主题来对受众群体进行激发和调动。对于每次节目的主题选择李南解释说：“我们是做专业财经节目的，所以我们大都是从专业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就是说以投资者所处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用一个怎样的主题来让他了解他希望了解的，以他的立场和思考方式应该对投资做一个怎样的定位。财经节目有很多走向，对于同样一个选题，比如3G，有的会是产业走向，3G会给电信产业带来什么，也可能是个消费走向，我们可以从3G里面获得什么样的好处。由于我们节目制作团队的专业性，我们会设身处地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他们希望获得什么。节目是要做减法的，不能什么都有，在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之后，大家才会明白，从你这个节目里面可以得到什么。只要把位定住了，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可以谈宏观，可以谈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还请过心理学家，讲金融海啸之后大家投资受损应该怎么来调适自己的心理，我们请过养生专家，在春节的时候谈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怎样利用节假日调养自己的身心。只要你有了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就没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谈的，因为作为一个投资者，其实需要了解很多东西，只要你有一条主线把它穿起来。”
    对于节目里话题的取材与方向，李南解释说：“基本上我们会有两个判断，一个是大家应该知道的，一个是大家想知道的。我们常说你知道你知道的，你知道你不知道的，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满足观众，因为有的观众看问题和思考的边界跟我们不太一样，有一些东西他不知道而我们需要他去了解，所以我们会告诉他想知道的东西，也要告诉他应该知道的。这是我们节目的价值所在，要引领观众，让他们走得更远。”
    在李南的节目里，不仅有对财经的专业态度，也让你倍感温暖的人文关怀。“做一档有智慧、有情怀、有激情的节目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其实所有的谈话最终关照的是人本身。我们的选材和角度关照的是一群投资人，我们关注他们股票的涨跌、财富的缩水充盈，我们更关注他们的财富态度、财富逻辑。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节目能够取得观众、嘉宾包括我们自己认可的核心凝聚力所在。现在类似的节目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形似，没有我们的神。”
    由于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很多在财经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会主用要求上她的节目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对市场的认知。“有次刘纪鹏说，你们节目的好处是能够让我们在最想说话的时候说话。这个就在于我们跟嘉宾不断地沟通和长期的关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话语权的确定
    收视率的争取无非是媒体话语权的争夺，怎样让观众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某个节目中来，已经成为了现在电视媒体的首要任务。对于《听我非常道》吸引观众的地方，李南说：“我们的非常道，其实我们是以一种很正常的方式在说话，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这样做，所以觉得我们是不正常的。我做了十年的财经节目，很多东西我觉得是顺其自然。在看过许多同行的节目之后，我了解到我们节目的一些弱点，还有非常突出的优点，比如我们的节目是非常专业的财经节目，而不是生活财经、民生财经，我们没有把财经生活化，我们就是给专业财经专业投资人服务的。你看我们的节目是因为你想投资，而不是解闷儿。在我们的节目中你一定能获得在投资方面的思路的开拓和灵感。再者，非常道是以正常的方式来说话，但我们一直都要求自己以不同的角度来说出不同的道理，所以经常会有搞笑的时候。打熊先打哪儿？我们会拿一个熊宝宝过来指指画画。还有一眼看赤壁，一眼看中报，就是把赤壁中的人物跟中报去比，把地产比作曹操，银行比作谁谁，这样的解读方式是我们团队一直以来坚持的。其实现在媒体拼的不是新闻，而是新闻的角度，怎样能把枯燥的东西用生动的方式诠释出来使大家易于理解。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用什么样的人，谈什么样的话题，这三者的匹配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同行会从我的节目里面找他们的新闻。我们的判断很多时候会先于市场很长时间，但我们并不是关注市场的涨跌。我们团队的记者有时候看上去更像一个学者，他们会真正地研究一个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判断。很多时候，请来一个嘉宾，并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的节目是有我们自己的思路的。因为我们了解，就会用自己的想法跟嘉宾去碰，而不单纯的听嘉宾在说，这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风格和立场的，哪怕在选选题选嘉宾的时候是带着判断的。这种风格得以贯穿的话，便会强化节目的风格，强化节目在这个领域中的话语权。因为你有了主心骨，才不会显得漂移。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把不同观点不同的人放到这个平台上，通过交锋，娓娓道来，把自己的观点阐释出来。让观众自己去体悟。我们不会告诉大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而是把事实逻辑性的呈现出来。我们说的不只是财富的涨跌，而是财富涨跌背后的道理。观众都是聪明的，如果你告诉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判断，我们不能强奸民意。”
    在媒体提供的这个平台中，嘉宾与观众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嘉宾想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观点，是否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散发这些观点的呢？“我觉得首先要确定一点是，思想要分享，才有价值。有些思想是值得分享的。我也拒绝了很多人。当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有价值时，才会通过平台把声音发布出去，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其中的价值，才是节目存在的根本。如果硬要说谁获益谁吃亏的话，确实很难说。当然不排除宣传啊、广告啊，这是商业运作的一种方式。”李南说：“就我自己这个节目说，我的判断是投资者的需求，他想知道和他应该知道的。除此以外的东西我都会拒之门外。把这个基本的东西把握住了，如果大家都能由此获益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如果两个嘉宾意见相左，那我就是中间调和者，避免出现一边倒，把他们的意见充分诠释出来，让观众自己去判断。”
    可以这样说，在当代社会，不是电视是社会的镜子，而是社会也成为电视的镜子。正如克楼克与库克这两位加拿大社会学家在研究电视时所言：“?非常之真实。电视就是真实的世界?”电视会给出我们某种观点和现象，传达他们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也在电视里获取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正如李南所说的，他们呈现的是一些现象和观点，至于结果还是要自己去分析得出，这样的观众才是理性的。
   
    “媒”如空气
    现在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并不是只需要作出正确的商业判断就足够了，他们还需随时准备好向相关团体解释及维护他们的商业决定、推广宣传他们的产品、建立公信度与知名度，以及在公司名誉受损之后的补救与挽回。如今的公关公司行使的便是一些这样的职能。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企业与媒体之间的一个桥梁。一方面，公关公司作为组织经营管理的助手和顾问，要协助组织将组织内部的信息通过媒体顺畅合理地传递给与组织密切相关的各关系体，以实现提高组织知名度、美誉度的目的。在这个环节中，媒体作为沟通渠道而成为公关公司必须处理好的众多公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公关机构与媒体同为公关活动链中的两个中间环节，是联系组织与公众的纽带，公关公司代表组织发布信息，媒体作为“守门人”，是信息的监督者和管理人员。公关公司与媒体是一对相互依赖的矛盾体，媒体关系是公关公司能否及时有效实施客户公关计划的关键之一。
   
    媒体的作用力
    乐兴所在蝶亿公关公司绝大部分客户是国外的一些高端的时尚品牌，除了服装，珠宝之外，他们的业务还拓展到了国外的一些银行。她不无自豪的说自己的公司是时尚公关领域里的佼佼者。“我们典型的成功例子是一直在帮风尚大典做的整体公关，最早是莱卡风尚大典，之后的MTV风尚大典，现在的SMG。我们跟上海文广合作较多，还会做一些他们的延伸项目，比如加油好男儿的公关推广，还有上海文广投资的偶像剧《王子变青蛙》等一系列的推广。类似的有很多。”
    对于企业来说，如何通过公关公司将自己的需求最大化，如何让将自己的形象通过公关公司最大程度的得到升华成为了他们评判公关公司优良的标准。这也成为了公关公司取悦客户的一个重要因素。乐兴说：“我们公司吸引客户的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说一个是我们了解媒体，知道媒体的诉求。帮助客户做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们从哪些角度去做，并不只是帮他们发稿。一个活动，我们会从多方面来帮助客户做推广。另一方面，我们也常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我是从企业出来的，再做的公关，所以非常了解客户想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解客户的需求，了解媒体的特性，那么做起来就会更从容一些。帮助客户做出的推广方案也会更全面更容易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考虑客户的利益是我们的重点， 08年我们运作了两个大项目，一个是Freganmo在上海的中国80周年庆祝活动，一个是在北京做的Max mara的大衣展，这两个项目都是这两个品牌的全球性的项目。对公关来讲，投入很大，但从活动的角度说，现场参与的可能也就几百或者上千人。那么如何让全国更多的时尚客户了解到这个事情，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要靠媒体的宣传。
    “所以说公关公司与媒体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要了解他们的诉求。有时候可能不光是杂志报纸电视网络的主编那边，还要和负责的编辑进行沟通甚至接触选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公关活动主题鲜明，影响广泛。但日常公关中，我们还需要清晰地了解到这个媒体在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客户可以跟他们相吻合。”
    对于一些跨国企业来说，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成功的原因主要来自前期咨询公司的推波和后期公关公司的助澜，乐兴认为一个企业在陌生市场的成功，公关公司也许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其关键性是不可忽视的。“成功是要看双方的，第一是看这个公司的品牌策略，另外一个是公关公司怎样有效地帮他们进行推广。其实我们做的完全新鲜类的品牌并不多，但是有一些新进到中国的品牌，比如Tod's在中国一年开了11家店，三年前大众对它的认知度非常低，到现在人们对它已经有所了解。这其实要归功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司进入中国的品牌策略，他们非常重视品牌，广告吸引大众，公关则通过使人了解而令大众信服。我们每个月都有帮他们做活动，通过这几年媒体不断地曝光，Tod's的认知度已经非常高了。”
   
    媒体的双重性格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公关公司所做出的成绩，中国的品牌对公关公司的重视程度也渐渐提高，虽然有些公司有其自己的公关部，但究竟是用“外脑”帮助自己的公司思考分析还是用“内脑”来解决问题呢？这是很多国内的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乐兴说：“虽然国内的一些企业也开始重视公关公司，但运作的方向感可能不像国外品牌那样强烈，不会很重视。”
    这是否是因为国内的品牌觉得自己更熟悉国内的市场，而国外的品牌相对国内的市场比较陌生呢？面对这样的疑问乐兴解释说：“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存在，我也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国外，很多品牌更愿意外来的团队为它服务，国内的品牌则倾向于自己建立一个庞大的内部集团，他们市场部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人，他们不大愿意用外脑帮他们思考，更愿意自己去做。这是国内品牌的一个共性。但很多国际品牌则会选择专业的公关公司为他们服务。我个人认为，公关公司作为一个团队，服务的客户也比较多，针对某一个客户，他们可以把国际品牌的经验运作到国内客户的身上，或者把几个曾经服务过的客户的优势整合到一起。”
    中国有句老话叫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在企业因为某些原因而导致公众形象受损或与媒体交恶时，公关公司是否会成为一个雪中送炭吗？乐兴说：“其实公关公司既是一个添花者也是一个送碳人。媒体是对外沟通的一个桥梁，对于品牌来讲，确实需要沟通。但有时候，有的媒体会为了关注度，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而制造一些新闻，我也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会误导消费者，有的时候我们会帮助客户跟媒体做一些沟通，怎样进行有效传播，减少对消费者造成的不良影响。让客户从专业的角度去解释误会产生的原因，同时还会希望媒体能够帮助做一些正确的引导。
    “以前我是宝马公司的，你应该会经常听到有人砸宝马。其实如果有人砸夏利、砸奥拓，肯定算不上什么新闻，但只要宝马出一点事情那就一定是新闻。这个可以理解，毕竟价格不菲，在客户消费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但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不去了解产生问题的原因，而只是关注砸宝马事件本身。很明显，消费者在很愤怒的情况下，不可能笑着拿块砖头去砸，有点经验的人一看就是摆拍的镜头。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媒体沟通，为什么问题会产生。比如宝马是进口车，对国内一些外埠城市的燃油不适应引发了点火系统等等，媒体不了解冲突的本质，我们会帮代理商做一些正面的澄清，给消费者一个正确的引导，化解冲突。同时我们会将事件跟进，让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对于媒体来讲，报道的事件肯定希望有所跟进，我们就会把新闻线索提供给他。我们会跟消费者讲清楚我们正在以一些方式处理问题，希望减少彼此之间的误会。”
    那么公关公司是如何去均衡媒体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的呢？乐兴说：“这点还是基于我们的专业度以及对客户品牌的了解。比如，量身定制，我会先考虑什么样的媒体能够对设计师、工作室进行有效的推广，同时我也需要知道现在媒体需要什么样的素材，有可能有些媒体专门进行某个推广正需要这方面的素材，那我们就做一个桥梁给双方做一个有效的嫁接。”
    很多人认为对于一个进入正常轨道的公司来说，媒体便显得微不足道。乐兴对此不无感慨的说：“无论是一个新的品牌，还是一个成熟的公司，对媒体的需要都是无处不在的。一个成熟的公司仍然会不断推出新产品，产品的曝光还是需要媒体的推广。我们这个时候做的便是维护媒体与我们客户之间的关系。国外的很多服装品牌很在意跟媒体的关系，我们就会在品牌新品上市之前做媒体预览，让媒体得到第一手产品信息。品牌高层如果来的话，我们会邀请媒体去参加一些私人晚宴等去建立与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多品牌都是依靠媒体做品牌传播，无论是他们的产品，公司形象还是他们的品牌文化。我觉得媒体和客户就是鱼和水的关系，互相都是离不开的。”乐兴说，对他们来讲，媒体就像空气一样，因为他们随时都需要媒体。“其实不光是我们，对于整个社会，在这样的信息无处不在的时代，媒体都显得至关重要。”

这是一个有序的世界吗？这是一个严肃的世界吗？这是一个有着共同想像并能够让每个人安享生命阳光的世界吗？也许是，也许不是。金凯瑞用他的电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荒唐的世界。如果从2008年末的《好好先生》回望金凯瑞所塑造的角色，从心酸搞笑的变相怪杰，到玩偶一样的楚门，再到心存善念的冒牌天神，无非都是用不同的身份在诉说着同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实。无论你多么认真，还是如何戏虞，结果都是上帝手中的玩偶罢了。我们能够努力的无非是尽自己所能，做一个快乐的好人。

当我们用一种喜剧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和这个变化无常却又不十分友好的世界时，一切都可以一笑而过。而金凯瑞的喜剧也为社会释放各种矛盾所积累的破坏性力量提供了一个出口。每次看金凯瑞的电影都会笑声中流下眼泪，这些笑声和泪水五味杂陈。笑出来，流出来之后至少能够或得片刻的安宁。对荒唐世界之荒唐也就减少了一分敌意和愤怒，而多了一分坦然面对的信心和勇气。从金凯瑞到周星驰，每个地方都需要一个会用喜剧讲故事的人，无论在任何时代或者任何一片土地，板起面孔的神和圣人都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像卡尔·艾伦一样凡事学会说YES，也需要变相怪杰的魔力面具突破自己肉眼凡胎所面临的困境，更需要偶尔在自己的世界里扮演一下上帝来帮助一些和自己同样无助的人们，但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楚门的命运，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体味莎翁所说的人生如戏。这不能用成功与否来评价，只能用精彩与否来判断。在金凯瑞的影视角色与人生角色的变幻和交织中，一个荒唐的世界，一出精彩的表演已经绵延了３０年。

他有一个魔力面具

金.凯瑞于1962年1月17日出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原名詹姆斯.尤吉姆.凯瑞。他是家庭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是个并不成功的音乐人，后经商失利而破产，一家人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靠打杂工糊口。少年时的凯瑞只能放弃读书而帮助家庭维持生活，现实使凯瑞看清了世态的炎凉。15岁时他在父亲的帮助下在多伦多一家喜剧俱乐部表演，后来来到洛杉矶参加了“滑稽商店”的演出。但很快他发现这种节目并不适合他，但是长时间的表演充分发挥了他天才的喜剧才能，并使他能够吸收各种各样有用的技巧。到了1981年，凯瑞已成为一个可以独自制作节目的喜剧演员，他将生活的真实感融入到喜剧表演中，令幽默诙谐之中充满了一种讽刺嘲笑的内涵。后来凯瑞在《生动的颜色》（《In LivingColor》）这个电视节目中取得了成功，成为全美上下人人皆知的笑星。他的任何一个动作，一个神态举手投足之间都能使人们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开怀大笑。NBC的系列剧《鸭子工厂》（《The Duck Factory》1984）又使他成为儿童喜爱的卡通明星。

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就善于运用精彩的即兴表演和夸张的面部表情。能够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五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望着镜中各种表情的自己让他具备了了解人生真相的能力。并在电影中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给全世界。

想说YES不容易

无独有偶，在中西方世界里“好人有好报”都是人们劝自己做个好人的最有力说辞。这虽然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为那些具有慈善家精神的大人物所不屑，好人遭恶报也是常常发生的事，但它依然是全人类永恒的课题，围绕他所展开的故事永远那么精彩。

做一个好人可并不容易，单是学会说YES就已经搞得鸡犬不宁了。热度犹在的《好好先生》为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对任何问题有只能说“是”，会发生什么故事？金·凯瑞扮演的卡尔·艾伦的生活、事业和爱情都走到了瓶颈——有许多限制、还有很多烦恼，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卡尔至少这样过了三年。而这一切，都起因于他的女朋友弃他而去投入了他人的怀抱。他的好朋友皮特使出了浑身解数想把卡尔拉回正常的生活，可是卡尔还是像个隐居者一样，关门谢客，对一切邀请都给予拒绝。

　　当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错过了皮特的的订婚晚会的时候，卡尔决心要彻底改变自己的一切。这时，他的一个朋友邀请他参加一档电视真人秀节目，这档真人秀的挑战内容是一年之内卡尔不能对任何人说“ＮＯ”，不允许对任何事说“ＮＯ”。因为按照节目主持人的理论，说“ＮＯ”就意味着对他人的拒绝，拒绝他人就是拒绝自己，拒绝自己就是拒绝生命，拒绝生命就等于自杀。在皮特的催促和诱惑之下，卡尔·艾伦参加了这档电视节目。如果挑战成功，那么等着卡尔的是一笔巨额奖金和周游世界的所有花费。如果挑战失败，对于卡尔来说，他将再次回到那本已一团糟的生活之中，而且情形只可能更坏。

　　参加节目的卡尔，因为无法拒绝任何要求，所以他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他经常会碰到一些令他啼笑皆非的请求。为此，他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课程和培训。他学习了吉他，参加了韩语学习班，努力学习驾驶飞机，他甚至还被邀请学习克服性功能障碍的课程。也是因为“YES，YES，YES”的回答，卡尔开始渐渐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接纳他人、接纳他人的请求，为他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和各种契机，同时，他的生活也在渐渐改变。

　　一年的时间在欢笑和烦恼中度过，卡尔不仅仅得到了升职了提薪，而且还邂逅了动人的姑娘艾莉森，他不仅阴错阳差地获得了四万五千美元的奖金，不明就里地得到了一个看护的学位，还稀里糊涂周游了世界。当然，最后，卡尔赢得了艾莉森的芳心，两人双双坠入爱河。不过，对于艾莉森而言，又有一个难题摆在她的面前，她如何才能知晓她的“好好先生”当时是因为喜爱她而说的“YES”还是因为他已经习惯对一切事物都说“YES”呢？

如果没有ＮＯ的话，YES就不能成立。有的时候，违心地说YES可能比一个真实的ＮＯ更可怕、更虚伪、更不友好。所以千万当心凡事都说“YES”的人，这个“YES”一定要有个 “真”的前提。也许正是明白了这一点，当制片人与金凯瑞商量片酬的时候，他对固定片酬的提议说了NO，而提出了按照票房分成的想法。事实证明了金凯瑞的选择是正确的，《好好先生》票房大卖，成为2008年最畅销的影片。在剧中，导演安排金凯瑞与高龄67岁的女士拍床戏，这场戏原本只是导演与编剧茶余饭后的话题，因大家觉得有趣，决定加进去，并派金·凯瑞负责说服资深演员费欧奴拉。没想到费欧奴拉相当大方的说：“YES，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吧！”满脸通红的金·凯瑞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这是我的A片导演处女作，一定是上帝回应我20岁那年的生日愿望！”金凯瑞的ＮＯ和费欧奴拉的YES使片里片外一样精彩。

《变相怪杰》的变与不变

依靠丰富表情征战好莱坞的金凯瑞通过《好好先生》终于在“一哥”的位置上停留了几个月。难道他真有那样一个充满魔力的面具吗？在《好好先生》中，依然延续了变相怪杰中的观念，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有魔力面具。这个面具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他是绝对中立的，具体是导人向善，还是引人为恶，其实都出自戴面具的人本身。相也许可变，但人性之善恶两面性永远不会变。

在《变相怪杰》中，金凯瑞化身史丹利，他是一个平凡内向的银行出纳员，一日，他工作的时候见到了迷人的女客户蒂娜·卡莱尔。史丹利希望能拥有财富和美人的爱情，但他自己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水面漂着一个人脸似的东西，这便是传说中恶作剧神洛基的面具。他拿起面具，仔细观察，突然那面具在史丹利的脸靠近它的时候死死地粘在史丹利的脸上，一阵疯狂的旋风式旋转之后，史丹利变成一个有着绿色脑袋和超强魔力的怪杰，唯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十分突出，并且他自称“摩登大圣”。他向以往曾经瞧不起他的人复仇，搞出各种恶作剧戏弄别人。在面具的魔力作用下，史丹利还抢劫了银行，并在棕榈夜总会和心爱的人——蒂娜大肆歌舞，引起了黑帮头子的忌恨和警察的注意，但别人想要抓住他却十分困难。黑帮头子多利安得知面具的魔力后设计夺走了面具，史丹利则被关入监狱。一场混战之后，善良的史丹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了邪恶的敌人，而他和蒂娜也终成眷属。

色彩灿烂耀目的美术设计、出神入化的电脑特技、配合上金·凯瑞夸张、喜剧感十足的表演，使本片仿如热带浪漫风情下的成人童话，教人乐不可支。影片具有桑巴舞一般的热闹节奏，故事绝无冷场。它是根据漫画改编，原先打算拍成恐怖片，但被导演处理成卡通化的黑色喜剧，充分发挥出金·凯瑞的天才。

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拍摄续集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这也是好莱坞一贯的传统。《变相怪杰2》故事情节过于小儿科，而最终没有逃脱续集必败的魔咒。一个面具在短短的时间内把金凯瑞推上了巨星的宝座，随后又把它拉了下来。看来，即使具有了某种魔力，“相”也不是随便可变的。透过洛基的面具的面具，我们看到的是人内心深处善恶之间的交锋和挣扎，在这个过程中，占上风的不会永远是善良也不会永远是邪恶，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都是如此。因此人生并不能永远只忠实于内心的声音，需要用理智和克制战胜心魔，而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也是在这种交锋中不断积累的。这个世界需要规则，有了规则才有突破规则的可能，规则的破立一定是反复上演的，这就是历史，也是宿命，个体的价值实现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而悲喜交加，精彩纷呈。但无论如何，人类都有其自限性，如果真有上帝的话，那么我们都是他的玩偶，都是他闲来无事时欣赏的一出戏。相比与上帝这个大导演，普通人的小算计和所谓的理性是在太微不足道了。《楚门的世界》对此做了一个探索和了结。

大布景

《神探飞机头》、《阿呆和阿瓜》、《面具》、《神探飞机头续集》等喜剧片的出台，确立了金凯瑞在观众心目中的王牌喜剧明星的地位，他的那张表情丰富的脸，那变化无穷的五官简直令观众着迷。著名导演彼得威尔甚至租了《神探飞机头》回家看，并感叹道：“我的感想是，他在默片时代一定会红。他的搞笑方式很直接，表情又丰富，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很超现实。”于是，彼得威尔找到金凯瑞来做超现实影片《楚门的世界》的男主角楚门伯班。 一直想尝试在演技上有所变化的凯瑞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绝好的机会。当威尔找到他时，凯瑞看过《楚门的世界》剧本后，便爽快地接受了这个角色。与以往的搞笑方式不同，在《楚》片中，金凯瑞的表演加入了更深的内涵。他说：“我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角色要求的自然特质。我考虑我作为一个演员，尽管是在演喜剧，也必须把一些想法融入其中，再通过角色表现出来。我从不会否认的是，我有一部分本能就是想让观众开怀大笑。”结果，在《楚》片中金凯瑞的完美表演，不仅为该片赢得了丰厚的票房收入，也使得他赢得了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殊荣。 

《楚门的世界》是个既荒诞又富有哲理性的故事，楚门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电视长剧的主角，却不知道自己的演员身份。电视剧的导演是个超级天才，他让楚门从刚出生起就在他的镜头前长大，竟让他蒙在鼓里近３０年，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电视直播节目全天２４小时滚动播出，从不间断。这个天才导演制造了整个“楚门的世界”，他派出了许多演员去充当楚门的母亲、朋友、同学、同事、初恋的情人、失而复得的父亲、缺乏共同语言的妻子……他的摄影棚是个庞大的空间，他让楚门每天生活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一切都是制造出来的，包括空气、大海、城市、打雷和下雨……

　　　电影中那位才华横溢、不可一世的天才导演让人想到了上帝，同时看到那个软弱、疲惫、徨惑的楚门被一次次的虚伪所玩弄，还是对生活和前途充满了乐观。令观众的内心一阵阵地酸楚，不忍面对——不忍面对一个真实的“我们”！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哲人如此感叹，但人生舞台上的演员——我们，是不是时刻都有一种演戏的自觉呢？还是在上帝的欺瞒和安排下，忘我地做着无意义的事呢？快乐，不 

足以使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挫折，不足以使我们抛弃这个世界。上帝就像那个天才的导演一样，掌握着很好的度，他知道该在何时给我们当头一棒，何时又给我们烧起暖暖的火炉，他使我们在痛苦中保持希望，在希望中忍受痛苦，因为痛苦制造着剧情的波澜，也制造着收视率，希望则是赏给我们的出场费，使我们不至于中途罢演。

电影的末尾，楚门是觉悟了的，他对着摄影机，真的向“上帝”罢演了。天才的导演恐慌了，他将失去观众，他竭力挽留楚门，告诉他离开了导演控制的世界是很危险的，但楚门还是走出了那扇门，走向那个黑漆漆的未知世界，他说不管那个世界中等待他的是什么，他都不在乎。佛家有“顿悟”一说，并说人的本性自足圆满，是人世的尘埃覆盖了它，使它迷失。楚门要找回那个失去的自我，那个自足圆满、自由自在的本性。然而，我们跨不跨出那扇门又有什么关系？也许正如片中的制片人所说，门外的世界并不见得比布景中的世界更真实。

结束语

莎士比亚曾经断言：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每个演员上台、下台的时间都是安排好了的。 走出海岛的楚门也许是走进了一个更大的布景而已。这永远是人类的宿命。走下荧幕的金凯瑞也正如他所扮演的楚门那样，在不同的布景中变幻人生的角色，他早已经习惯了昨天是楚门、今天是艾伦，明天有可能是上帝或者阿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洛基的面具真的存在，他不仅属于金凯瑞更属于每一个人。在我看来《楚门的世界》是为金凯瑞而量身定制的角色，在片中，金凯瑞对自己的演员生涯做了一个彻底的了结，他已经明白了，天地之间是一个巨大的布景这个道理。从此后，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后，他都能够更加坦然更加无所拘束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为角色即生活。不能说金凯瑞扮演了谁，只能说谁在剧中借用了金凯瑞的身体和表情，他们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真正的最佳男主角，因为我们都很入戏，都很鲜活，也一样那么不真实。

作为全球艺术市场的领导者，佳士得公司一直是中国艺术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他们靠着两百多年的国际市场经验，对今日中国艺术领域的高傲与焦虑有着独到的认识。中国当代艺术能够在20多年的时间内走向国际市场，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并不出乎意料，但成为几乎最被认可的中国符号，也多少令佳士得有点措手不及。从市场来说，他们原本不关注一幅作品承载的艺术之外的东西，但中国作品的国际市场却另他们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英国佳士得有限公司中国区业务拓展总监汪洁说：“中国当代艺术品主要表现的是中国不同时期的特征面貌，出于海外一些藏家对中国当代不同时期所持兴趣，为了了解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因此，这部分海外藏家对能够反映那段时间痕迹的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跟海外的一些大师作品相比，我们的作品实在是太便宜了，但是我们艺术家的功底是十分了得，基本功相当的扎实，他们非常有内涵，不流于肤浅，所以这么好的作品，又这么便宜，再加上能够反映中国当代特定的时期内容，所以大家都会非常喜欢。正如此，中国当代艺术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并自2004年起异常火爆，这个进入国际市场时日尚浅的艺术门类，还未曾出现过大的起伏。而如果真要描绘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形式图，眼下就是一路呈上扬走高的中国当代艺术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起伏期。”

关于市场波动，汪洁认为：艺术品在国际上的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基本3-5年就会出现一个调整期。很多人将眼下当代艺术出现的情况归咎于这场金融危机，其实这只是一个艺术市场很正常的调整，即便是没有这场金融危机，当代艺术品市场也会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一个市场从诞生到成熟的必然过程。

当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品领域，中国当代作品的价格一下子被拉得很高，引得众多参与者蜂拥而至，而面对如今的寒流，中国当代又该如何看待这一变数呢？按照经验来说艺术品的价格递升是相当平稳的，像海外印象派艺术品，包括像毕加索等印象派大师的作品也是呈现这一走势。而中国的当代作品则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大步流星跨入盛夏，上半年才购进价值一千万的画作，而下半年就变成了两千万，这样的速度导致了市场对于当代艺术品的狂热追捧。疯狂的景象也充分暴露了当代艺术市场的不成熟，作品急速冲高，这对艺术家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刚刚毕业，他们的画就可能卖过自己的老师，这很容易导致艺术家难静下心搞创作，浮躁的状态又会导致其作品的浮躁，从而造成对整个行业的冲击。

但市场的波动是一回事，中国艺术品的生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这样一个以国家来命名的市场门类本身就是一个有些怪诞的现状。这固然因为“中国”曾经长时间被国际社会当作一个他者来对待，同时也因为中国的艺术风格对全世界的艺术审美的影响过于微弱。中国的艺术家在过去100多年中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世界各地的艺术创作，但却疏于让世界透过自己的作品来了解中国的艺术史。那些陈列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珍品不但没有影响到西方主流思潮的走向，甚至连个像样的知音恐怕都没有。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开始有些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但大多不过是一种学生交作业式的反馈，或许你在反应中国的变化，但如果你看到的仍旧是“作品描述历史的瞬间”的逻辑，而没有基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思考，这样的作品在西方早已经汗牛充栋了。大家期待的是，中国的艺术家是否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看到了新的艺术可能性，这一点，关系到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长远未来。而合适的期望是，一些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呈现对当今世界的独到思考，而不在强调某个国家的艺术品。而要达到这一步，必须基于中国文化的内省与重生。

尽管佳士得国际首席执行官爱德华·道尔曼近日表示：由于经济下滑的原因，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计划将拍品估价调低十个百分点以上。但佳士得仍旧对中国作品的海外市场充满信心，但这种情形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要看中国艺术家的集体努力了。

王玉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属于表象上的清纯派，其作品却透露着着奔放沉雅。王玉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用人体与表情来展现挣扎与存在，孤独与无助。她是学版画的，她说自己一直在用最极限的方式来强调人类身体的质感，引人思考被罩入其中，住在其中的灵魂的感受。如此艺术的语言听起来有点晦涩难懂，但她所强调的思考和灵魂也许正是中国新生代的艺术家们在其作品中极力表达的。

择壤而植

王玉的作品中通常会表达个体人物的内心世界，她认为那是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共通性，人和其灵魂的高度复杂与微妙是自己在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主题。她说自己创作时候的灵感在每个阶段都会有所不同，“在我自己的每阶段的情绪状态中，来源于各种视觉媒介传达的，触动我的眼神，姿态，预示，感动，异想…我把这种触动，像抽丝一样把它从人物们的隐秘中拉出来。”

对于材料运用的发现让王玉觉得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提到当时的代表作，她说：“代表作是几幅小幅，两个身体的紧密拥抱。创作原因和创作历程可能是非常想说明人类情感的共通性，人的内心的感动，需要和表达是完全相通的，无论男女说到底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我卖了一个很小幅，一千欧元，现在其他我自己珍藏。”

相对与其他的行业，艺术创作受到客观因素的印象比较大，其独立性也会相对受到制约，王玉承认自己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她说，“我本人的思想是在客观的环境中生长存活的着的，我脱离不了客观环境，它也是我作品的土壤，如果我没来法国生活了7年的话，作品从里到外肯定都是和现在不同的。”

久居法国的王玉的画在国外卖的很好，也颇受藏家和投资者的青睐。或许是法国这个过度更适合艺术的自由发展，王玉在那里学习工作了7年，她说法国让她的心灵上得到了谦卑与平和，并让她意识到在文化与艺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且渺小的。“当你真正明白了自己的渺小的，才可以平和的吸收大量的营养。在法国我学会了尊重，尊重别人的独特性和优点，哪怕是一点优点，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像一个涨饱的气球一样去鄙夷和评价别人，那样自己则会什么也容不下。”王玉在2003年毕业于巴黎第一大学造型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后，便一直生活工作在巴黎，她的很多个展也是在法国展出的。对王玉来说，法国的学习和生活让她完成了一次涅槃。也让她涤除了年轻人本有的浮躁与激进。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否真的要到欧洲的某个国度才能完成一次成长与升华呢？这也许是个问题。张晓刚在自我封闭的时期。大部分时间盘桓在欧洲。在德国的三个月，几乎每天都要看一个展览。每天一瓶水一个面包，到一个城市，从火车站直奔美术馆，看完了再上火车到下一个城市。看到后来，一进博物馆大门几乎都要吐。对欧洲美术史的研究与欧洲艺术的留恋是否真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被西方认可和接受的条件吗？这似乎已然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

唯养是从

 “当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对我影象最大的，是一位，毕加索。现在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众多’的当代艺术家，是巴黎这个视觉窗口的力量。不只是画家，雕塑，摄影，电影，戏剧舞蹈，设计，各种创造。它像一个能量巨大的宝库，谁都在其中汲取营养，也向其中在注入自己的能量，没有什么新鲜的创造是一个人的功劳。 ”

对与当代的艺术家，王玉说自己很喜欢97岁在纽约生活的法国艺术家Louise BOURGOISE，和德国的 Polke SIGMAR。“前者媒介领域很广， 她有着毕加索式点石成金巫师般的才华，充满了幽默，讽刺和出其不意。最喜欢的她的作品是大理石雕塑‘父亲’，一个无头的半人半兽半公半母结合的雕像，极具讽刺和古典手法的完美。Polke SIGMAR是以丝布代画布，材料技术上结合印刷和清漆和画材，效果自由，宏大，丰富光怪陆离且无法揣摩，题材上却非常人文，深邃令人驻足深思。最喜欢的他在去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4幅超巨型‘绘画’”。

每一个中国的艺术家都会受到中国传统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年以后，当王玉博览了欧洲众多大师们的作品后，她是重新拾起了中国的艺术与精神。“ 以前兴趣不大，印象中总是它墨守陈规的一面。现在随着时间和距离的推移，现在开始珍惜它的独特魅力，这种毕加索和孩子才有的巧夺天工的自由让我很折服。他们的创造是和自然合作的，不是要在画面中控制所有的要素，而是跟他们合作，墨，水，纸都在创造，艺术家是指挥。现在这种精神开始逐渐进驻我的画面，即使我用的是画布和胶等材料。”

问及面对当代艺术市场的纷乱和财富的渗透对她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让她变得急功近利？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她直接而简单的回答说那一切都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也没有因此而有过什么困惑。“ 就像我在屋里忙乐，外面刮风下雨实在是玻璃外面的事。”用一种两耳不闻窗外的态度在专心于自己的作品，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是件幸事，似乎只有这样的专注才才能成就自己，完成自己的追求。

当作品被热卖的时候，则会导致某些艺术家创作上的流水作业与创作思想的枯竭，也会让人你会忽视作品的思想性和创作。对待这种现象王玉说：“创作的枯竭的现象经常是重复自己，这个现象多数不是等到热卖了才有的。创作重复自己是我从没有过的，因为我的每张作品都是在说话，他们对我来说存在的价值就是这个，替我说话的媒介，我每次要说的话都不一样，财富不可能使我失去说话的愿望。  思想性，其实是我自己的思想通过画面来传达，它是我这些人物存在的唯一原因，忽视它我也就没内容可工作了。创作态度其实是把话说清得愿望有多大，它一直来自于我，外界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想说的话的内容有变化。”

与当今艺术界的F4比起来，没有经历过星星画展和85新潮的王玉或许之能算是一个新生代的艺术家， 但王玉们的作品更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他们的作品在大张旗鼓鸣锣开道，由于他们久居海外，备受西方艺术的熏陶与影响，致使他们认为，艺术创作是个体的行为。他们觉得个性与思想上的自由与奔放是他们的作品被西方更多的接受和认可上的原因，殊不知，任何一个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会被接受都是在一个共有的语境之下才有可能的，而这一语境的建构往往要依赖艺术家群体的“文化自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今日美术馆的周围不知什么时候起又萌生了几间大大小小的画廊，但大都在这个寒冬中显得孓然凄冷，就连附近最该人气鼎盛的咖啡馆都受到了传染。黄笃坐在这个温度不怎么着调的咖啡馆里，温和而谦恭，亦如一个儒者。完全少了些艺术评论家身上该有的愤怒因子。路过的人都恭敬的叫他黄老师，他也报之以温和的微笑。作为一个艺术的评论家和策展人，黄笃更多的时候浸淫在艺术作品中，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做理论化学术化的讨论和阐述。但他有时候也觉得语言是无力的，所以他说，他在用文字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策划的展览来证明中国当代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来正身律己。他说中国当代艺术是世界艺术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被模式化了的中国当代艺术

曾做过当时大胆刊发前卫艺术作品《美术》杂志编辑的黄笃目睹并亲历了当代艺术的发展的整个时期，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是：包容。他说：“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比较复杂，不像过去，八九十年代，我们用前卫艺术来跟官方艺术相区别。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就不用这个词了，而是称之为当代艺术。我想这跟中国自身的开放程度、社会的系统是有关系的，把对立的艺术也包容其中，比如上海的双年展，广州的三年展，都开始接纳所谓的前卫艺术，这样前卫艺术的概念性就被这种包容所解构了。”从前卫艺术到当代艺术，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也是国家对艺术的一种态度。

黄笃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融的两条线。“一条是商业的线索，另外一条就是非商业的线索。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一部分艺术延续了90年代的成果；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F4（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成功是八九十年代的积累，而不是突然升值的。但是很多人都对他们有误解，认为因为商业所以出名。我觉得商业不是根本，最重要还是看艺术家的创造力。这些艺术家给了一个模式，很多人就按照这个模式去做，缺乏理性的分析。艺术成功的根本就是艺术创造性，在语言上、风格上、观念上。这是至关重要的，你的语言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个性，有什么超越，或者你的风格有什么样的推进，你的观念有什么样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颠覆性，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里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部分。很多人按照一个既定的成功模式去效仿，去画廊里你会发现，很多人画脸，跟大一学生的手法接近或者类似，我觉得这是无法被认可的。”

黄笃说不可否认F4的成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标志，但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觉得他们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商业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后来就被误认为是商业成功的一种标志。我们应该从表面看本质，为什么会成功？他之前的经历，所处的社会背景，人生经验……有一种张力。后来的艺术家就只看到这种表面形象，不再具有创造力，而只是去迎合市场。他们只是从符号到符号，不揭示符号背后是什么。这种方式是快捷的，容易成功，容易获利的方式让其后的一些艺术家。被市场所左右，失去了创造的能力。”

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殊构成

“中国是最特殊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文化系统是独立的；我们的语言是汉语，思维逻辑不是西方式的。就因为这样，中国艺术的特点恰恰不是西方的经验，也不是西方艺术所能衡量的，这就是中国艺术的魅力所在，甚至远远不止于此。西方的评判标准难以言说和评述中国的经验。有时候我想，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身发生了变化，从文革到解放以后的各种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负面，但也会看到文化的改造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印度相比，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既留下了以前强大的封建制度，又没有真正经历过社会结构的变动。我觉得变革是中国现代性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把人的意义调动起来，但再怎么变，也不会变作西方式的国家。中国依然有着自己难以解读的地方。中国的艺术现在其实很自由，艺术与自由市场的经济结合的自由，我觉得这比西方更自由。国家在艺术方面的监管必然是有的，但这种监管并不代表有很大的约束。”

对于当代艺术的“中国性”，黄笃认为主要是变革带来的，还有中国自己的独立文化系统，这恰恰是中国当代艺术如此蓬勃如此活跃的关键。但是西方对中国当代的艺术的影响与指摘，黄笃还是给出了一个自己的灼见。

“在中国做一个展览，用一个动物，没问题，但在西方是被禁止的。西方民主的制度使得民间的声音可以发出来，中国的这种制度是混乱的，所以有了艺术上的自由。我说的混乱指的是制度的不健全，艺术的活力恰好存在。中国艺术的魅力，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西方的人到中国来选艺术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有支配性的。他们用双重标准来选择中国艺术，把解读中国社会作为首要条件，而不是中国艺术本身。艺术只是成为他们解读中国社会的一个注脚，而不是把中国艺术的创造性列入考虑。当中国艺术崛起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展览做起来了，上海双年展、广东三年展还有一些个人的画廊纷纷出现，西方难以掌控中国艺术，就开始了对中国艺术的批评，说中国艺术太商业。我觉得这是一个话语权掌控消失之后他们的一种反应。那时候他们把中国艺术看作意识形态，共产党压制独立言论自由思想的工具，当共产党文化包容的时候，难以描述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中国艺术没有社会批判性只有商业了。当然，我们承认中国艺术存在社会和文化批判性逐渐弱化的问题，但也不能说中国艺术就彻底没有新东西的存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意识、多样性、作品体量由小到大，这些都取决于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

缺乏与流失

面对市场化的侵蚀和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思想现状，黄笃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正在流失的是人文精神。他不无感慨的说：“这种人为精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谈，一个是所关注的问题。如果说80年代是社会批判意识，90年代是文化批判意识，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正是经济批判意识。我们进入了一个经济时代，城市化导致的分裂，城市的移动永远把弱势的人迁徙到城市的最边缘去，富人则永远集中在一个中心。这种分化在艺术里很少有人思考。我们经常谈到的风险文化里，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动力通过艺术来思考和展现。中国当代艺术在针对性上相对缺乏，批判性的整体意识不强。我觉得在80、90年代都有一种集体无意识，但是现在这种集体无意识消失了。经济把这种集体无意识解构了，我们赞同个性的存在，但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对社会的反应、责任和质疑，无论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还是对文化问题的批判，或者是对艺术本体的建构，这都是很重要的。多样性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解构了过去权力话语的单一性，但同时也解构了个人艺术里的集权话语。艺术市场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艺术家们能不能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创作心态，而不是受制于市场的去留。好的艺术家是让市场跟着他走，而不是他跟着市场走。最近几年，人们看到更多是一个艺术的市场的问题，而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市场的需求和消费在这几年一直左右了当代艺术的方向。

“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特质总体上说，宏大气势的语言已经消失了。过去，整个艺术的语言和叙事是有宏大气势的，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到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微观化了，注重生活的细节，通过局部折射社会的作品越来越多，像陈文令的《猪》，王若言的《表》是对人的经验的悖论的思考。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李继开的作品表现70、80年代人的孤独感。已经很难看到带有宏大的文学叙事性的作品了。艺术媒介也发生了变化，有了装置艺术、VIDEO、新媒体艺术，还有雕塑艺术。”

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界缺乏独立公正的声音和正确的引导等问题，黄笃不无忧虑的说：“

从一个健康的批评角度，我觉得批评应该是针对问题的批评，并且不是随机性的，要有学理性，有艺术史的经验和理论素养的批评。这种批评要有深度，要言之有物，要有批评的尖锐性。现在中国的批评缺乏整体性，对大趋势的把握，这是一个缺口。艺术批评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宏观和微观都有一个把握。这个欠缺的原因主要还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所左右，很多人去做商业性的活动，而不是独立思考、独立实践。我觉得我自己是把批评实践化了，通过组织展览把这种批评表现出来。最近我在中国铸造馆策划一个《中国幻想》的展览，我刚才谈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艺术史的终结，一个是身份的终结，我把这两个问题作为思考纳入到实践中。这种实践不是空话，而是分析了中国艺术的发展阶段，从市场化到身份危机，从一个大的艺术趋势的角度去分析。我作为一个策展人，一个评论家，更多的还是侧重实践。我现在不太写评论文章了，而是会通过展览来批评过于商业化，缺乏主体个性的作品。别人用语言，我是用展览这种行动来说明艺术的前瞻性、独立性和当代性。”

自由，似乎是艺术所标榜的一个语境，而无基础无思想的自由会制造一种混乱。创造，似乎是艺术生生不息的源泉，而盲目的效仿与被拘囿，则无疑会被嘲哄被消亡。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评论家和一个知名的策展人，黄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持的是一种客观忧虑的态度。在他不怎么铿锵有力的语调中确给出了一些铿锵有力的答案，和一些颇具指导性的建议。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这种寒冷并仅仅是因为气温。想抵御这种寒冷，并不是只有相互拥抱，还需要的是一种正确的导向与鞭策。

过去30年，中国开办了数以千计的商学院，但直到今天，大部分商学院的老师还在教授西方最经典和陈旧的商学理论，这种纸上谈兵的商学院已经很难说是个教育机构，还是个联谊场所了。就在最早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的珠海，如今有一群从商海中急流勇退的老师，他们曾经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却很早意识到，这些真刀真枪的经验才是未来中国商业的基础，用王学思的话说，“我们总得记住摸过哪些石头，才不至于下一步走到沟里去。”

    他，受李瑞环之邀从美国回国开拓快餐业处女地，22年前主持筹建了中国首家肯德基餐厅，成为全球媒体报道的焦点。如今，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孟尝君”，门下弟子兼食客三千。

他，曾经是高级警督，曾经辗转东北、北京、俄罗斯的商战一线，如今，他是痴心办学的现代“武训”。

他，曾站在经济硬着陆的风口浪尖，从柬埔寨到新西兰，商海浮沉终悟道，开坛设讲，倾囊相授！

他，曾远赴美国向GE求取商道真经，20年商战磨砺，成为咨询行业的翘楚。从繁华京畿只身南下办学，年逾半百成为“已婚光棍”，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她，是公派留学日本的商学院宠儿，无心插柳在这里找到了“学院派”与“实战派”的梦想战场。

他们，从五湖四海在这里相聚，这是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人间天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许经营学院，中国第一家特许经营行业的高等教育机构。

“这个地方三面环山，正面向海，后山就是曾孕育一代伟人孙中山的故里——翠亨村，我与太太就住在学院给老师盖的京师家园里。我原来有个承诺：60岁以后不再赚钱，时间属于太太。把名下公司的股份转让后，我俩正在寻找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机缘巧合来这里参加特许经营业研讨会，一下子被学院的环境吸引了，决定留下来。孟子曰君子有三乐，其一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退休后能够荣登讲坛，传授自己半生商战得失，不亦乐乎？！”

    64岁的美籍华人王大东乐于担当学院的“孟尝君”——最爱请学生和老师们吃饭。也结交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好友，比如质朴热诚的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学思、新西兰名校MBA出身的陈雪君、转战特许经营商圈20余载的候老师、旅日归来的女博士后小孟……

“中国肯德基之父”

在中国特许和连锁经营界，王大东是值得写进教科书的人物。他被公认为中国的“肯德基之父”，很多人看见他都觉得非常面熟，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如今他长得越来越像肯德基的招牌标志——山德士上校。

    1982年，天津市政府组团访美，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到旧金山招商引资，特别询问当地侨社：“侨胞里有没有快餐专家？”

    “我1970年从台湾到美国读MBA，毕业后先在药厂搞市场调研工作，1975年到肯德基，在是策略计划署任职，那时大概算是当地华人在快餐行业中最科班的一个，于是应邀参加了天津市政府访问团在旧金山举办的茶话会。”

    那次会上，李瑞环很客气地问王大东：“国内快餐业需要帮助，你很有经验，愿不愿意有机会回国看看？” 

    虽然在四川出生，但幼时随家人到台湾后，王大东没再回过大陆。第一次见到大陆来的官员，李瑞环的和蔼、谦虚与热情让他印象深刻。但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一阵“热闹”之后，王大东仍心生疑虑：那不是场面上的客套吧？

　　他万万没想到：李瑞环市长回国后立即做了部署，让天津市有关部门正式给王大东发来了邀请函，并聘请他担任改善天津饮食服务行业的顾问。

    1982年他第一次到北京，“那时街上的人们，一律灰蓝色衣裤，从背后看完全分不清男女。我住进华侨宾馆，花3.7元外汇券折合一美元住一晚，房里只有一个孤零零地吊在房间中央的电灯泡，在走廊的尽头才有一间公用的厕所和浴室。”

    第二天，他来到天津，“当时的天津，能找到的饭店都是国营的，菜单上十个菜有九个做不出来，只有一些馒头和青菜吃，晚上7点钟之后就没饭吃了，服务员态度恶劣。”

    王大东发现当时的中国，餐饮业是一块巨大的处女地。经过短短6个多月的前期准备，他在天津商业黄金地段开了第一家中西结合的快餐店“敖奇”。这家有80个座位且带外卖业务的餐馆，开业第一天就食客盈门，其营业收入比盈亏平衡点高出100%，轰动津门。一年内，他又开了“敖奇”的第二家店，同样生意兴隆。

王大东在华开“敖奇”大获成功的消息，传到肯德基CEO耳中。“虽然离开了KFC，但我一直与它的CEO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当初我在KFC时，就是在他手下工作。我到天津开店的同时，KFC也成立了一个部门，有一二十人，准备部署进中国，可是不得其门而入。早期国外的公司对中国太不了解了，坦白地说，那时的中国对自己要作什么事也不了解，大家都有点像无头苍蝇乱转。”

他后来听说有次那位CEO在KFC开会时大发脾气：“我们这么大公司，你们这么大部门，这么多人，一年这么多预算，（怎么进中国）居然连门都找不到！Tony Wang只一个人，单枪匹马开把餐厅开出来了。你们把他找回来！”

王大东转让了“敖奇”的股份，接受了肯德基盛情的聘约。“那是因为我开了‘敖奇’后，意识到国内快餐市场和餐饮服务市场，其伟大机遇前所未有，要远超美国；而且我也意识到，这个市场决不是一个个人或一个小企业能够作得下来的。”

他开始全面谋划肯德基进入中国，我们认真考察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最终首站选择了北京，“其象征意义更大些，北京的影响力可以辐射全国，一开始就能站到高处。”

1987年11月12日，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除了可乐一类的饮料，只卖4种食物：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一块原味鸡售价2﹒5元，当时国家干部和大学教授的月薪也不过六七十元。肯德基在当时的中国竟然成了时尚和高端的象征，前门店的三楼，专为大型聚会设计，经常有人在此办婚礼。肯德基店员也成为令人羡慕的好职业，员工每月奖金有一两百元。开业10个月，这家店就收回了全部投资。王大东说：“今天的北京如果开店，房租占到营业额的20%就能盈利，而前门店当时房租占营业额的比例，不到2%。”

1990年，麦当劳在深圳开出了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店，加入了对这个新兴市场的争夺。此时已经做到肯德基亚洲区总裁的王大东，却悄然退休。“因为我是个开拓者的角色，开局以后就没有挑战了。”王大东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每个礼拜打四场高尔夫球，实在太悠闲了。”于是他回到台湾重新创业，开了牛排连锁店，做大之后卖掉，又去了美国。1995年，王大东带着一个新的品牌“罗杰斯”重返中国，后来更名为“乐杰士”。

退休后的王大东，“身体还行，精力也旺盛。真要是什么事都不作，也很无聊。一开始时主要一些我推不掉的公司作顾问，现在还在继续。因为实在是推不掉，我开很高的价钱也推不掉，他们硬要请我。”

早已名声在外的他，退休不久后当起了高校的客座教授，几乎每月都在北大、清华授课。“我的孩子现在都还在美国。我没有回美国去陪孩子的原因是我希望留在中国作一点点贡献，把自己的一点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虽然中国烹饪的历史有几千年，但餐饮管理的学问研究，现在刚刚才开始，中国还找不到一个餐厅经理是受过餐厅管理训练的，因为没有地方训练他们。厨师有各种证书、有考试，但餐厅经理没有。中国现在不缺资金，缺的是人才和管理经验，我在特许经营的餐厅管理方面有一些实践经验，希望退休后能够作一点传授工作。”

2007年，北京师大珠海分校特许经营学院举办学术研讨会，特邀王大东参加。副院长王学思殷情相问：“能不能来我们学校教书？”对这里的环境一见钟情的王大东与之一拍即合，与太太携手在此做起神仙伴侣。

“葱花牌”院长
王学思说自己是属“葱花”的，“搁啥里啥味，特好相处。不管多大岁数的人，男的女的，五行八作，我都可以迅速与他（她）融合在一起，老太太都可以聊上几句。”！

当笔者采访他时，他憨厚地笑着：“我有个简历，呶，是北师大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的，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呆过，北大也呆过，1993年还去俄罗斯呆了一年，那是叶利钦炮打克里姆里宫，最乱的时候，当时我带着学院的一帮人，成立了一个公司，我任常务副总经理。来珠海之前，我原来是警察，在辽宁公安司法干部学院教书，呵呵呵，三级警监，在珠海不多，管高级警官。满大街警察都是灰衬衫，我穿的是白衬衫。”

“之所以到特许经营学院来，主要因为北师大情结。我是1954年出生的，我们这代人在毛泽东旗帜下成长，受到非常正统的教育，共和国所有灾难都经历过。我们这代人很奇怪，就这样，痴心不改。2002年师大百年校庆，我的同学颜波非，负责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基建、规划工作，他动员我：在珠海咱们师大办了一个校区，不管教学、管理人才，都缺乏，问我有没意向。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来这儿，就太亏了。”

“2003年我儿子高考，我说北师大在珠海有一个校区，你去那儿吧。我儿子上网查了一下，挺满意。当时我儿子的分数超出辽宁第二批本科录取线很多，报二本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的志愿就报这儿了。他后来上了这个学校的计算机系，他来后，我也跟着儿子过来教书了，后来太太也一并过来了。如今儿子毕业了，去了新加坡留学。”

“特许经营专业此前咱们国家从未有过，去（教育部）学院办报批时，是以工商管理名义招生的。来这里报到之前一周，我已经被委任为特许经营学院副院长。特许经营学院的领导有三四个，阵容很齐全，但其他人都属于兼职，真正全身心投入这个学院的只我一个，在这个岗位上一干了4年多。我主要负责三项任务，一是教学，培养人才；二是这是新学科，要加大科研力度，建立完善的特许经营与连锁业学科体系；三是与实践结合紧密，为社会服务，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这几年我干得很投入也很辛苦，但非常开心。我是东北人，很愿意与企业家打交道，因为这对学院发展、对学生就业有利，许多企业家都与我成为好友。去年我们学院有了首届毕业生，因为是新专业，社会认知度还不高，毕业生分配我亲自去跑，里里外外张罗。去年200多个毕业生，珠三角消化了一大部分，也有到北京、上海的。”

王学思是一个质朴的实干家，说话实实在在，从不耍花腔。正是这份实在，使特许经营学院十分富有凝聚力，从师资力量到课程设计及学科建设，日益完善。日常工作中，他常用“武训办学”的精神自勉。

从柬埔寨厂长到乳业高参

陈雪冰是实战型教师，新西兰名校MBA毕业生，在特许经营学院教市场营销、品牌管理、战略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

“我是内蒙人，1989年内蒙农大硕士毕业，学细胞遗传，一毕业就改行作外贸，在河北开发区进出口集团工作3年，后来被派到集团的珠海办事处，呆了两年后，又调到珠海东区边贸集团。”

“外贸工作对于经济环境的敏感度非常高，我对此第一次深切体会是1993年，正赶上朱镕基总理的急刹车，当时我们公司的玻璃、水泥都在黄浦码头，损失惨重。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是6月29日讲的话，我们是7月2日到货，整个广州市场都萧条了，当时我认为国内形势只是一时紧张，过段时间就会放松，没想那那次上头是动真格的，我们公司那次亏损很厉害。”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朱总理第二次宏观调控时，我在鞋业公司当副老总，旗下鞋厂有3000多工人，当时人民币（汇率）坚挺不跌，我们鞋厂每天算怎么减亏损。然后把厂子搬到柬埔寨，但现实和想象的不一样，那里的工人技能比较差，工人权力也很大，只要拖一天不发工资，明天一个工人都不会来上班，我们作为外国企业，应付劳工部很麻烦，在柬埔寨上的项目，只一年时间就撤掉了。”

“当时我看到经济环境不理想，就办移民去了新西兰。刚到新西兰时，IT业最热，很多中国留学生和移民，都忙着学IT，因为容易就业。我报了奥克兰大学，运气特别好，他们录取了，读了半年发现自己真不是干这个的料，就改上工商管理硕士，连续读了18个月的MBA。读MBA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工作，管理一个大型娱乐城，其中有3个华人股东、2个白人股东。他们正好招人，我毛遂自荐去跟股东们聊了一下，谋得了那个职位。毕业后我还是想回来，总觉得根还在中国。当时梅西大学有个与中国合作的EMBA项目，我随便递了份简历，没想到中了，就派我以梅西大学代表的身份回广东来。回国时可以进企业，也可以进高校。我是带着项目回来的，可以选择进企业或进高校，我当时40多了，小孩才3个月，我们那些学生全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我看他们压力太大了，于是决定留在高校。”

商战经验丰富的陈雪冰，在教学之余，也是珠海多家地方企业的高参。“这次中国乳业危机，我属于亲临第一线。几大乳业品牌在珠海、中山的总代理都是我的好友，他们损失惨重。普通消费者，把经销商看作三鹿、伊利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是独立的。我一朋友，光三鹿奶粉压的资金达100多万，现在三鹿在重组，作为代理商，他都不知道这笔钱该找谁要。这几年伊利在珠海也搞了个特许经营模式，珠海的伊利冰淇琳店有严格的布点规划。之前通过与我们特许经营学院合作，其营销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有的经销商同时代理伊利、三鹿等品牌，通过我们的帮助，他们在解决品牌冲突方面，作得都挺好的。有次酸奶里出现一团卫生纸，他们的危机公关也处理得很好。但这次摊上三聚氨胺，属于天灾，真是没办法，只能等着。不过对中国乳业的健康发展是好事情。最早期的强生、艾克森美孚、KFC都出过事，别人为什么都能妥善解决？我们为什么疾重难返？这些都是我们学院师生深思的课题。”

“已婚光棍”不言悔

作为特许经营学院多门重头专业课的设计者，53岁的候老师是咨询业的资深名家。

“我是北方交大数学专业77届的学生，毕业后分到铁道部直属的一家企业，呆了6年，做过那家企业职工学校的校长。1986年，那家企业送我到美国通用电气（GE）学企业管理。从通用回来后，我在原单位又工作了两年，1988年跳槽到北京一合资公司，作乐姿饼干、奥利奥等产品的第一任销售经理。”

谈及为何放弃铁道部的铁饭碗，候老师笑着：“合资企业收入高，工作有意思啊。我在原企业里已经作到很高职位了，那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有27个77届大学生，我是第一个提干当中层干部的，但就觉得没意思，想出来闯一闯。”

离开铁道部后，候老师平均每两年换一次工作，做过一次性成像相机的销售经理，还到合资的媒体跟踪公司当过市场分析师。2000年，他加入FDS（特许经营发展服务组织）中国公司，“这是一家咨询公司，我作为其代表，帮助合作企业组建团队。我的第一个客户是小天鹅家电，后来还有一家服装类的上市公司。”

6年前，FDS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合办特许经营学院，侯老师作为咨询公司的代表，全程参与了筹建工作。“在咨询公司上班时，我们给十几家企业作过特许经营方面的管理咨询，发现企业几乎没这方面的人才，老板也不懂，他们都是分销的概念，服务业也是自己作一个店，然后再开一个店，两个店完全不同，之间也无后台支持。特许经营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处于空白状态。”

“我们这个学院，是教育部的创新试点，一是管理机制的创新，一是教学内容的创新，新开一些专业，与市场衔接更紧密。”

“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当老师，如今年过半百又回到教学岗位，我感觉教学工作比我前些年从事的咨询行业更有意思。其他人可能更愿意到处跑，但我喜欢扎在那里，深入下去。”他参与这个学院大多数专业课程的开发，“授课主要来源于我多年商战经验。学院与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我们这些老师都搞过企业，有这个优势。”

旅日归来无心插柳

小孟老师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2004年我获得公派留学日本的机会，那是很偶然很戏剧化的过程。以前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留学项目每年有50－100个指标，因为2003年赶上非典，名额压缩到26人，河北省通常很难得分到这样的名额。那次不知哪个环节耽误了，名额分配比较晚，居然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指标，校长就说派我们里最好的专业、最优秀的老师去吧。那时我的年龄比较合适，已经是副教授了。我的人生计划根本没想到去日本，此前也根本不懂日文，却很奇怪很仓促地获得了这次机会，我被派到东北师范大学突出了5个月外语，然后被公派到日本留学。”

“我在日本西海岸，学的是企业管理，非常辛苦，毕业后在那边作博士后。去年团中央组织一个海外学人创业周，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会。我在日本报的名，被中央组织部邀请到全国各地考察，到广州开完交流会后，同学开车到我到附近转转，结果走错路了，就叉到这儿来。我被景色吸引，决定毕业后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教一段书，或者说后半生留这儿也很好。”

“当时我跟这个学院谁都不熟，2008年4月份我到香港休假，专门又来这里看了看，拜访了管理学院的院长，他说你来吧，这个学院的老师大都是实战派的，有很多是成功的商人上岸后，商而优则教，真正学院派的几乎没有。随后特许经营学院的王院长就主动跟我联系，我觉得这个团队对我很有吸引力，大家都能互相学习，能够一起做成事。体制内高校，大家都是博士，大家都一样，没有一个错位。我和武大的法学博士姚军等两位学院派博士一起，与实战派的其他老师形成互补。”

小孟老师跟侯老师一样也是学院的“已婚光棍”。“我先生还在河北，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模式好不好，但不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吗？他就那儿我就在这儿，我们分开很多年了，孩子在父母那儿，已经习惯了。这也是有现实很多无奈的东西在里面。”

小孟老师坦言自己并没打算一直作“学院派”：“我肯定是为了实战才来珠海这边的。我也想成为像王大东先生那样的优秀商家。刚来了一个多月，上海就有家咨询公司找我，我们正在筹划第一个项目。这对我的人生也是一个选择，回日本对我吸引也不是很大了。博士后作研究，到哪儿都一样，这边的环境还好，各种条件和设施这个学院相当好，人心情好。”

去珠海采访的时候，正赶上房地产危机的开始和乳业风波的末尾，大家难免要聊几句。几位老师并没有大谈宏观经济和抽象理论，而是具体而微地去分析了几个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与那种指挥天下的经济学家大相径庭，却更容易理解和令人信服。所谓“中国式经验”我想也大概是这种见微知著的敏感吧。

在采访陈好之前，我们一直都在思考与争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美貌与智慧究竟哪个更加重要。但是陈好却告诉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大的秘密武器不是美貌，也不是智慧。她说，一个女人只要牢牢记住自己是一个女人，并为此保持一种姿态，这就足够了。

媚眼如丝也如风

陈好自然是漂亮的，但在这个圈子里，漂亮并不能决定一切。而若要说起陈好的特别之处，无疑是她的眼睛。这并不是因为她的眼睛比任何人都要漂亮，但她的眼睛，却能清晰的传达出她所想要表达的信息。你能从她的眼睛里，清清楚楚的看到欲望，看到天真，看到妩媚或者看到拒绝??这样的一双眼睛，成功的塑造了“万人迷”这样女人中的女人—不只是在戏里，这一点，从“万人迷”几乎成为了陈好的代名词就可以看出了。

陈好的走红无疑是从《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开始的。但是陈好却一直在致力于打破“起点即顶点”的命运。《粉红女郎》之后，陈好片约不绝，角色全是千人迷、百人迷或者百万人迷甚至亿人迷。媒体也在一次次采访中问她：“万人迷将成为你的典型形象吗？会不会再也跳不出这个圈子？” 而陈好从来不否认自己运气好，因为她等来了《天龙八部》的阿紫。

最初，导演是觉得陈好像阿朱，千伶百俐又柔情款款。她却被阿紫深深吸引，这个女子，冷酷、邪恶，却对萧峰一往情深，在游坦之面前她有多绝情毒辣，在萧峰面前就有多谦卑热烈。她选择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像选择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她从山脚，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陈好把原著找来，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直到她觉得阿紫进入了她的血液。

她给我们这样一个阿紫：真可恶，恶毒起来令人想食她肉剥她皮；却也真可爱，眼睛的滴滴一转，我们都知道她起坏点子了，可是因为她的笑靥如花，早就决定要原谅她；而其实她是最可怜的人，她爱的男人不爱她，那深爱她的，她不爱，她不要欠他什么，他把自己的眼睛给了她，她挖下来还他。那是最热烈、燃烧着的爱与恨，陈好用自己的灵魂来扮演。她演绎出各种版本的《天龙八部》中最出彩的一个阿紫，拥抱爱人纵身跃下万丈深渊时的那种决绝，让人不忍拭泪，这样的爱，原谅了阿紫左右的恶。

从“万人迷”到“阿紫”再到一个个的突破，陈好是一只火鸟，被风雨洗过、借了虹的七彩、汲取了大海的深蓝，而她，在越来越接近凤凰的本质之后，等来了高希希导演《三国》中的貂禅，这个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的，被无数著名的英雄与人物充斥着的大戏中最重要的一个女性角色。等，真的是陈好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她也这样，等到了出唱片的机会，等来了好电影，等到了好伯乐。陈好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没有强求过什么，顺其自然的，机会就降临了。她也说，演员很矛盾的一点就是最想突破自己，可最突破不了的也是自己。

她还说，开始的时候，她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演戏。后来，戏拍得多了，才知道演戏不仅仅要靠技巧，还得懂人。

纵情宠溺给自己

有人这么形容过陈好：一个年轻美丽、人生顺得像励志故事、一不开心就可以飞去国外无人小岛度假的都市样板摩登女，你指望她能白话出多少人生五味，还是生死哲言？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陈好似乎总是幸运，一切得来的总是太顺利。事实上，陈好似乎也不想非得琢磨出什么人生五味与生死哲言来，生活于她，不过是一场纵情的享受而已。她总是最大限度的纵容着自己，宠爱着自己，并以此为傲。

TIDE：为什么总感觉你并不是十分高产，是因为特别挑剧本吗？

陈好：那只是原因之一，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懂得给自己放假。每年中我总是要给自己放两个假期的，就算有戏也会尽量不接，去喜欢的地方玩玩，或者只是待在家里休息都可以。何必要把弦绷得那么紧？人生，首先总是要学会善待自己，宠爱自己的。

TIDE:会演一辈子戏吗？

陈好略略沉吟：难说。我从来没有把演员作为终生的职业。一切随缘吧。我现在喜欢这一行，那么我从事，有一天不喜欢了，我走。一切随心情而定，绝不勉强和为难自己。只有这样，才是越来越成功的现代女人，自信、自知、自立，有自己的状态。

也许这，才是陈好最大的幸运。你说她不知道人生百味吗？或许她不知道，但是她却更加通透，她明白自己想要的，然后给予自己，满足自己。而如若所有的女人都懂得如她一样，分出一点点的精力用来宠爱自己，或许人生也就不是那样了。

采访结束后，我风风火火的收拾东西准备赶去下一个地方，陈好却突然微笑着如同闺中密友般的对我说“女人不要太强啦！有自立的意识就好，外表千万不要太强。别支持那种所谓的‘大女人主义’。女生可以撒娇是一种幸福的特权，因为社会不把这样的包容度给男人。”我看着她几乎带着殷切的表情，再次感叹她的真实与可爱。而无论我们对她的忠告认同与否，我们都不得不感叹，这确实是一个万人迷—在任何时候。